“理想主义者”，请面对现实

昨天晚上

我梦见自己被家人当成了疯子。

他们说我有灾难后遗症，得治。

我对着空气大喊，

“为什么好人都被当成了疯子？”

他们听不到。这很奇怪。

按说空气是可以传播声音的，

但是在梦里我声嘶力竭，

对方却只是拽我的袖子，要带我去看病。

我和金丽第一次见面是在两年前。那一次我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朱集镇和程河镇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如果是在城市里，地铁最多二十分钟也就到了。但是在乡村，看起来毗邻的小镇其实是彼此隔绝的。不去走一走土路永远都不会理解修路和致富的关系。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镇，一个广西姑娘在这里办了一间完全免费的图书室。她说不喜欢伸手找人要东西的感觉，为了维持图书室的开销和基本的生活，她决定开补习班。但是她开补习班却远不如旁边的培训机构挣钱。一来她总要给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二来她不愿在孩子们的饮食上省钱。低年级的孩子来这里借书需要20元押金，大一些的孩子如果借书就需要写一篇读后感给她。

她说她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可是没有那么多书看，她现在努力学习很多东西还是觉得不够用，羡慕我们这些还可以读书的人，我当时连一句谦让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惭愧。一个人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自制力，校园生活只会让它越来越绵软，冰冷。

她的阻力是多方面的，家长认为图书室是耽误学习的地方，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寻求共青团和妇联的支持。有时候真的讽刺，位居高官的人想方设法找政绩，没有话语权的人在低微处默默栽种希望。离开的时候，我们加了微信，她说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倾听的人她就会重新振作起来。

两镇之间隔着一条唐河，小愚说这是他的母亲河。这一去一回，我们的小电三轮充了三次电，一不小心就骑到了路的尽头，还有一次以为可以抄近路，反而白白颠簸了一阵。看着小愚一个人在前面人力拉车，两侧是无尽的稻田和荷花塘，我就忍不住觉得好笑，这不是那些文艺电影里常有的桥段吗？一阵阵清香飘过，闭上眼睛就觉得有一大桌子荷叶粥摆在我面前。

想起这个姑娘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能什么也不做。

从此，金丽和她的小小图书室就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但我是一个懒惰的人，一个惯于妥协的人，也是一个不愿轻易放弃现有的舒适和未来可能会有的安逸生活的人。所以两年来，我没有拿出任何实际行动为图书室贡献过什么。去年春天，金丽在关心图书室的小群里提出自己想要放弃的念头，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筋疲力尽。有人劝她坚持，有人理解并且尊重她的选择。

最后，她还是决定撑下去。独自一人维持图书室两年之久的金丽第一次决定寻求别人的帮助，发起“月捐”。我很快就加入了，一个月50元。发出红包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做了天大的好事，心头的重担也随之卸去。除了每月发一次红包，我便很少再思考为图书室做些什么，金丽早就说自己不擅长文字表达，每次发公众号、写工作总结都要绞尽脑汁，我怕占用自己太多时间，始终没打算分担这些文字宣传的工作。

半年后，金丽获得了基金会的支持，于是她立刻停止了“月捐”活动，不愿再给他人添麻烦。

我也以为从此图书室就可以一帆风顺了。

年底，她们一家三口回广西老家。这一回，就是半年。

一开始，作为从湖北到广西的一家人，她们是被隔离对象。从14天到18天，从人为孤立到贴封条。后来，停课不停学，守着电脑和打印机的孩子可以直接把题印出来，作答，上传。他们没带电脑回来，孩子时常是坐在院子里，对着手机抄题目，有时天色暗了，外婆就坐在一旁给孩子照亮。金丽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这是温馨的一幕，可是我也感受到了几分苦涩。后来，我帮她把那几张数学题照片整理成Word文档，她又托另一位朋友把文档打印出来，省去了不必要的抄写工作。

后来，金丽的家庭有了一些变故，从广西回湖北的票，她买了又退，退了又买，反复了三次。图书室和她的小家让她的心迟疑不决。

有一天傍晚我们语音聊了很久，她说有一次经镇长（这位镇长人很好，可惜调走了）介绍，和一些领导吃饭，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的80后。当时他们看到图书室，提出了很多“设想”，好像手指一挥，一个文化中心就能建好了似的。她也加了一些领导的微信。等她再发图书室链接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对方好友了。她说这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我却觉得还好，这不就是那些“觉得祖国不好就去当公务员，为国家做贡献”的那批人吗？这不就是那些“拥有最好的时代”的“后浪”吗？“后浪”之后还有“后浪”，所以“后浪”满脑子想的都是拍倒“前浪”，阻挡“后后浪”，他们可没时间考虑那些浪不起来的小水珠啊！

金丽还说起，一年前她到上海参加书展，一位绘本馆的负责人建议她转变思路，从城市做起。这位负责人提出愿出资在襄阳市建绘本馆，由金丽做店长。我说这是好事，你怎么没答应。她说，这样做，孩子们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的本意就是办乡村图书室，转到城市，这里的孩子怎么看书呢？我没有再说话，一切语言在此时都显得矫揉造作。

从前租用的图书室翻盖，房租高了一倍。金丽说，若不是家庭变故，她会自己补上这部分钱，不过如今，她自己也没钱了。她知道，这次疫情让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担心此时发起“月捐”会增添别人的负担。我说，总要试一试，不然图书室如何继续呢？这些天，陆续有人加她微信，她第一句话都是问人家“会不会给您带来负担”，对于曾经参加过“月捐”的人，她也一再说：“今年疫情的冲击，十分理解大家的难处，所以，希望有困难有压力的家人们照顾好自己！你们生活过得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

她当然知道，图书室想要发展，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须要能自我造血。她打算在朱集镇开展付费的自然教育活动。我问：“怎么收费？”她说：“一人一年365元。”我在心里笑她，金丽，你真是个大傻瓜！我说出来的话却是：“我可以给你提供教案和资料。”

四月初，我关闭了朋友圈，为朋友圈的虚伪、荒诞和谨小慎微。但也让我意外地结识了很多“理想主义者”，也了解到了很多仁人志士“九死而犹未悔”的漫漫人生路。其中最为震撼的就是高耀洁奶奶的故事，她是一位医生，因为医术高、对病人又特别有耐心，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Wg期间，她遭小兵毒打，打到胃出血，不得已切掉了3/4的胃。平反后，她继续行医，成为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名医。60岁的她本可衣钵满盘、安享清福，但是她选择了另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为“艾滋病防疫”事业奋斗。尽管她获得了“感动中国人物”的表彰，她最希望引起民众关注的防疫真相却因触动某些人的利益无法成书出版。80岁，她一个小脚老太，决定离开儿女、离开祖国，独居异国他乡的狭小寓所，写下真知真言。她的床头挂着八个字“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她是不是一个不长记性的老太太呢？经历了这么多教训，都不足以让这位“理想主义者”看清现实吗？我想她恰恰是看清了现实，不拼，不争，光芒就会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因为高奶奶，也因为近来这些被推倒风口浪尖的人和事，我猛然发现，一切看得见的荣耀相比于仁人志士的默默无为、忍辱负重，是如此的黯淡无光。如果我恰好碰到了这般坚守“良善”与“道义”的人，不该帮她做些事吗？

我决心承担图书室的文字工作，这第一件就是写一篇“招募文”。

写“招募文”的晚上，我睡在农家院外的帐篷里，茶室的灯光照进我的小帐篷，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和爸妈在玩狼人杀。“后浪”和“后浪”的命运各不相同，“后浪”与“后浪”的苦痛也并不相通。

有人觉得此时发这样一篇“招募文”是不合时宜的，有的人找不到事吃不饱饭，还顾得上一个图书馆吗？一个乡村图书室每月运营费要得了三千吗？

有人说，目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需要献爱心的人很多，普通百姓有多大能力去帮助所有人？自己家里遇到点事都会崩塌，社会问题还是让国家去解决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能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就很不错了。

有人说，图书室的意义超过乡村小学。现在是自主学习的时代了，信息获取途径很多，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回看我们小学和中学乃至大学教育，反倒太多不纯粹的东西。被动灌输和主动吸纳的效果非常不一样。如果我小时候有这样一个图书室，就不会看电视，到了大学才知道要多读书。图书室才真的是授之以渔。读书的习惯是可以让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会写诗的孩子，不会去砸玻璃。”

也有人说，买包烟可以捐助一次，少要个菜，可以捐助两次，少去一次酒吧可以捐助五十次。我们会少抽烟，少点菜，少去酒吧吗？不会的。只是想说这个对我们无所谓的钱，对于另外的人意义可能不一样。想当一束光。

乡村图书室的价值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人否定它的存在，只是有人觉得它是锦上添花，有人以为它是雪中送炭。有人把文化思潮视为重中之重，有人关注的就是镇上接触不到优良教育资源的孩子，还有人关注几口之家的安稳幸福。这些彼此冲突吗？如果一定要分出主次，大概会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信条不一样，从而选择不一样的路。

有些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我提出质疑和否定的声音时，家人说，“你不爱国，有国才有家”。当我去为小家之外的一国同胞做些小事时，家人又会说，“能把自己小家照顾好就不错了。”那么，谁能告诉我，这符合逻辑吗？爱国的形式应该是什么？爱国的形式不该是帮助你爱的国，解决社会问题吗？

帮助不了所有人，所以就应该不帮助吗？帮助别人，对自己有害吗？按照这样的思路，金丽早就应该放弃图书室了。她可以去外面打工，做月嫂也可以挣不少钱啊！但是她的孩子也会因此成为留守儿童。所以你看，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是在帮助自己吗？金丽说自己以前很喜欢和女儿发脾气，在自学儿童教育、绘本教育的过程中，她也慢慢学会了倾听女儿的需要，理解女儿的情绪，

三年前，我读到《格林童话》中的一个小故事，《星星银元》。小女孩儿孤身一人走在田野上，她依次把自己仅有的面包和衣服送给陌生人，在她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完全献出以后，星星银元从天而降，她还获得了一件又新又漂亮的衣服。

每次犹疑不决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